藝術是一種特殊的期貨，你謙遜，你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傻逼！

“實驗藝術”一詞在中國的泛濫

劉淳：從《與實驗藝術家對話》這本書來看，你似乎很早就開始關注實驗藝術了？能具體說說你對實驗藝術的理解和認識？

楊小彥：我寫過一篇文章，參加中國美術學院舉辦的"貢布里希進入中國"研討會，題目叫《貢布里希在中國的世俗化過程》，其中主要談到了"實驗藝術"一詞在中國的泛濫過程，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。

總的來說，用"實驗"指稱西方現代主義藝術，是貢氏《藝術發展史》最后一個章節的主題。新版他又加了一章，詳細討論西方二戰前的現代主義藝術。他在說明為什么用"實驗"這樣一個科學詞匯來形容現代主義藝術時，列舉了影響當代藝術的九個因素，其中就包括了"實驗"。不過，仔細閱讀貢氏所提出的九個因素，就知道他對現代主義藝術基本上持懷疑態度。但懷疑歸懷疑，現代主義藝術在西方已經成事，舍此則無法書寫20世紀的藝術史，所以貢氏處理這個問題頗為慎重，用了中性的"實驗"一詞，來討論現代主義藝術中各種形式和觀念的創新方式。他在討論了實驗之后強調說，當代藝術說到底是一種"出名競賽"，是一場"看我運動"。

貢氏生怕別人誤解了他的意思，特別指出，科學中的"實驗"和藝術中的"實驗" 有根本差別，一個是有標準的探索，有科學實驗的檢驗，一個沒有恒定標準，似乎胡鬧。

想起來，當年使用"實驗"一詞，比用"前衛"或者"先鋒"更積極，是看到了這個詞匯的中性與客觀，不帶更多的價值判斷。因為既然是實驗，當然有好有不好，有正更有歪，不必過多指責。只是，有意思的是，"實驗藝術"居然成了一個專門名詞，在美術學院更成了一個系的名稱。如此一來，這個詞就混亂了，從一種態度變成了一個分類，變成了一個教學科目。我一直以為，從教學看，

我再一次強調，"實驗"是一種態度，不是一個分類。從分類上講，從來就沒有"實驗藝術"。過去沒有，今天沒有，以后也不會有。同樣，從態度上講，藝術本身總是包含著某種實驗態度，包含著一種強烈的創新欲望。

至于說今天我還要做攝影史研究，即是慣習，更是外界推動。因為從定位上看，我似乎已經成了研究當代中國攝影發展的專家之一了。不過，寶億萊家居飾品，對比起藝術界，我做攝影研究，還有一點比較心安。大概因為攝影本身的資本量有限吧，所以做攝影研究并不能謀利。寫攝影，攝影家也從來沒有想過要給你優厚的稿費。這樣一來，我做攝影研究，就完全是獨立而為，不涉及任何經濟利益了。這也是我愿意做中國當代攝影研究的一個原因。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研究，不受權力和資本的約束，感覺很好。

劉 ：新世紀初的時候，我經常在《讀書》雜志上看到你的文章，主要是談影像的，而且是連續發表好幾篇，我感覺你是在"看"與"被看"中發現或尋找什么，你能具體談一談嗎？

楊 ：提起《讀書》，我應該感謝李陀。我邀請他和劉禾參與中國紀實攝影的一個活動，他們在會上發現了王征《永遠的西海固》，發現了中國的紀實攝影運動，給予很高評價。由此他看重我對攝影所做的工作，并極力推薦我給《讀書》寫稿。當時主編是汪暉，雜志偏理論，有前瞻性，更有爭論。至今我仍然認為汪暉主持的《讀書》，總體質量是不錯的，盡管國內對此有異議。也不是因為我的稿子登在上面，我就說好話。我覺得我是在實事求是地說話。在我看來，國內知識界左右之分，有些爭論失之理性，有宗派之嫌。就我立場而言，我一直認同秦暉的看法，他就頗有理性，跳出狹義之爭，吸收各方觀點，以求理論貼近實際。

我給《讀書》寫過一篇文章，叫《他們的歷史》，借討論已故攝影家侯登科的《麥客》，提出了一個攝影與觀看的倫理問題，這在當時很少有人討論。這篇文章得到編輯部的重視。后來又寫了一篇關于城市的，叫《違章 ：城市發展的雙重變奏》，更得到編輯部的高度認同，給發在雜志的頭條。另外有一篇文章，叫《看與被看 ：鏡頭中的性別現實》，也算是有點眼光的，討論觀看中的性別問題，當年也少有人討論，更遑論攝影界了。

說起來，我一直覺得我不是在研究攝影，至少不是狹義的攝影，我對攝影的內部問題不感興趣，我更多時候是把攝影作為社會變遷的一個視覺證據，來討論一個關于視覺秩序和觀看控制的問題。至今我也仍然以這樣一種立場來進入攝影乃至影像，甚至包括藝術。